篇一：赏之以文,考之以史

　　古人云：“文如其人。”不错，阅读时总有此种体验：朗读唐诗宋词，体会到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国忧民;品读近现代文学作品，仿佛看见海子的不羁，林徽因的柔中带刚……文章与作者本人总是相似的，好像父母与孩子，血脉思维息息相通。

　　但，总有例外。

　　金人元好问就认为“文章宁复见为人”，作品有时甚至会背离人品，呈现出虚伪的作者，这又作何解呢?

　　实际上，这两种理论并不矛盾。性情确实影响文章，但影响的是“心文”。这种文章本就是作者抒发内心世界所作，字字皆关情。书写之时，作者力求将内心的所感所思用有限的文字极力展现，恨不得泣血成句。如此写成的文章，常常带着某种历史也抹不去的光辉。就好像《报任安书》，哪怕让一个早将司马迁的故事烂熟于心的人来阅读，心痛也是免不了的。

　　与之相对的是“用文”。这种文章总有某种实际用途。高尚但贫困的作家可能写下流作品换稿费糊口，小人则以修饰之文博取功名。这种文章，如何不背离作者人品?

　　两种文章鱼龙混杂，被蒙骗是免不了的，因此，我们才要赏之以文，考之以史。

　　“赏”，文章是“赏”的。我们阅读，便是在欣赏，欣赏文辞佳句，并试图从字里行间拼凑出作者的形象。但这形象也只作欣赏用，若拿来作严谨的论述，未免太过轻率。在未分清心文与用文之前，这个形象只是我们的美好期望，并非作者本身。此时，考之以史就是必要的了。史料中记载的作者生平、他人评价是比文章更直接的存在。就像一句打猎俗语所说：“熊大窝里怎样，才是怎样。”作者在生活中怎样，人品才怎样。

　　高尚的作者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心文中均是高尚的，此时考之以史能更深地剖析他的精神内涵，将他的文章与人品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有益无害的。而就算遇上用文，我们也能了解到个中缘由，作出客观的评价。伪造者在史料面前是无处遁形的，花言巧语的功名，骗得了一世，骗不了百世。

　　赏之以文，但文章并不是全部;考之以史，史文结合，作者的真实才清晰浮现。以如此客观之态度品读古今作品，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作者，获得超越区区一纸文字的精神体验。

　　篇二：似曾相识燕归来

　　现代刑侦理论中总有凭笔迹辨人一说，因为一个人再怎么隐藏、伪装，流在骨中的血脉是不变的，而笔迹如是，文章亦如此，于书山稗海中沉潜含玩，钩沉觉隐，一旦发而为文，纵有千万般隐匿修饰，字里行间总是风流个性，不可抑勒。

　　普鲁斯特早年时发表过一些小说与评论，纵然与举世闻名《追忆》一文相差颇多，不论从语气还是行文方式都有不同，但若仔细品味，他那对于细微事物的把握自始至终都融在了文章的骨子里。“气味与滋味却会在形销之后长期存在”，它们“以几乎无从辨别的蛛丝马迹坚强不屈地撑起回忆的巨厦”。他的风格就如同他的气味，别人模仿不来，他也去除不了，无论是什么内容，挥之不去的总是“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

　　所以，不论是作家还是平凡人，一旦拿着笔写下字，就相当于把自己的思维、人格的一部分展现出来，而历史洪流可以湮没人的生理性存在，却永远无法改变人的思想存在，那么文字便是传递思考与精神的最好载体，即使手稿丢失，复本重印，一个人留在文章中深层次的精华却会在时间的积淀下长盛不衰。哪怕他故意戏弄人世，隐藏自我，句式可以转换，语气可能颠覆，但文字中埋藏的个性和独有的特点总会在不经意间表露出来，值得我们玩味深思。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想，大师大多在时间上离我们遥远，如果没有这些可以彰显其风骨的经典之作，他们又怎能令我们无端钦慕?“似曾相识”的绝不只是表达方式，而包括一个人的血的烙印、思想的高度、思考的方式及其独特的“掌纹”。

　　就像伍尔芙自然流露的女权主义思想，哪怕在《墙上的斑点》中也略有体现，而古斯塔夫·福楼丁的细致与抑郁即使在这样明快的“我注定了要做诗歌风琴的手摇柄，而你要为你爱的生活而生”一阙情诗中都能流露，更不必说大先生的战斗、批判与血性。艾略特的哲学思考与反省，“山的那边，雷声轰鸣”。就算是当年法国一位着名批评家模仿意识流大师乔伊斯的笔法挑战意识流小说，大众仍能从一个个细微之处看出他的独有风格。毕竟，“似曾相识”不只是普通的一个词语，它能让人们循着气味，找到当年给你以震撼的那只燕来，无论它是否回归，熟悉之感早已汇入骨血，化为纯酿，让你在作品中沉醉入迷。

　　纪伯伦曾写道：“死亡改变的只是覆盖在我们脸上的面具，农夫依然是农夫，林居者依旧是林居者，而将歌声溶入微风中的人，他依然会对着运转的星球歌唱。”作品中深层思考就如同那个歌唱微风的人，无论面具怎么多样，你仍然可以看见那最本质的东西，毕竟“似曾相识燕归来”。

　　篇三：文如其人

　　以前听说过字如其人的说法，说通过一个人的字迹便可大致看出这人的性格品质，后来又听到文如其人的这一说法，即文品大可等同于人品，一个人若书读得多，文章写得好，其做人的标准也会在无形中得以提高。所谓文如其人，大概就是说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便会把你所想的东西通过文字表达出来。

　　说起文如其人，不免要谈到文风这一问题上，所谓的文风就是文章所体现的思想作风，或者文章写作中某种倾向性的社会风气以及作者语言运用的综合反映。在我认为，文风分有刚劲有力与绵柔感性两种，书面语说即豪放派与婉约派。豪放派比如辛弃疾，苏轼，婉约派的代表像李煜和李清照等等。如果说文如其人的话，婉约派的代表词人似乎更具说服力。李煜因国破家亡这一悲惨的人生经历，在后期的词风多以凄楚为主，李清照人到中年丈夫远逝，内心悲苦不已，写出“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他们内心是同样的悲伤难过，所以写出的词便也传达给人这样的忧愁。而豪放派的苏轼，站在江边仰天长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与他仕途坎坷自身又不屈不挠的与世俗奋战的品性不是遥相呼应吗?而这一系列的例子不就是在佐证文如其人这一观点吗?

　　既然真的是文如其人，那么，想要写好一篇文章，想要拥有好的文采与为世人折服的文笔，是不是就意味着你的人生经历要出彩呢?不管文风是豪放派还是婉约派，各有各的可取之处，古往今来都有不同的文人志士欣赏膜拜，只是文风与文品是不同的，文品几乎可以说是关乎一个人的自身发展状况的概述，就像一个人的人品，如果人品不正，那么写出来的文章也一定是遭人唾弃的，不会有人愿意浪费时间去看，相反，那些品性正直的人，它的文章必然能给人以正能量，教给人们积极向上的东西，这样文字才会被人们津津乐道。

　　所以说，与其想着如何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不如先学会怎样做人，一个人立于世界最根本的因素，便是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当你提高了自身的修养与品性，你的文章必然也就为大众欢迎追捧。无论如何，请记住，应该做一个“大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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