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庐山赏析

导语：苦旅中的中国文化，你何去何从?下面就来赏析一下余秋雨的庐山。

提起庐山，总会使人不由得想起一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美丽的庐山东偎鄱阳湖，南靠南昌滕王阁，西邻京九大通脉，北枕滔滔长江。大江、大湖、大山浑然一体，雄奇险秀，刚柔并济，形成了世所罕见的壮伟景观。“春如梦、夏如滴、秋如醉、冬如玉”，更构成一幅充满魅力的立体天然山水画。

历史造就此山，文化孕育此山，名人喜爱此山，世人赞美此山。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数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赋予了庐山无比丰厚的内涵，使她不仅风光秀丽，更集教育名山、文化名山、宗教名山、政治名山于一身。从司马迁“南登庐山”，到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陆游、朱熹、康有为、胡适、郭沫若等1500余位文坛巨匠登临庐山，留下4000余首诗词歌赋，庐山确立了她世界文化名山的地位。

在古代，庐山道路险阻、与外界联系甚少，再加上景色优美，自然是吸引了很多文人雅士慕名而来。可以说，庐山在古代是一个培养孤独，或者说培养文人的理想地点：因为它对世俗的超拔，也就是孤独对世俗的超拔，文人对世俗的超拔。

中国的名山大川不仅是大自然的奇迹，而且是历史文化的厚重积淀。历朝历代的文人都希望通过对他们的触摸达到一种对历史时空的穿越，感受一种久远而深沉的气息。作为一个现代文人，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是一种心灵之旅，既是一种对过去的追溯之旅，也是一种对未来的探索之旅。我个人认为，《庐山》是《文化苦旅》一书中非常出彩的一篇文章。那一行行文字巧妙地实现了对时间的纵贯和空间的穿梭，而那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跌宕起伏的情感则幻化成一种沉重而忧伤的旋律。

在《庐山》的开篇，作者先与我们卖了个关子：“……那里好像从来没有开过文人大会。原因说起来太复杂，……”到底是怎样“复杂”的原因导致没有在庐山开过文人大会呢?作者不想挑明，看来只有读下去才能找出答案。

然而，作者接下来的叙述却是从这样一句话开始的：“回过去看，庐山本来倒是文人的天地。”紧接着，作者不吝笔墨详细地写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慧远、陶渊明、谢灵运、陆修静共处庐山的种种传说，又毫不留情地将这些故事的虚假性呈现给读者，真是“非常煞风景”。作者如此构思是想告诉我们：“文人总未免孤独”，他们企盼着能与知音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从此，庐山便有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意义，她成为了“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

作者登上庐山时，再一次想起古人。古代文人“只凭着两条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沟”，而自己坐着汽车没多久就到了目的地;古时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匮乏”，而今天的牯岭早已俨然成为一座繁荣的小城，没有了山顶的味道。从舒白香游庐山的日记，到高鹤年《名山游访记》中的记述，再到徐志摩的《庐山石工歌》和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庐山的文化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西方文明为先导的热闹取代了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庐山的宁静。政治、军事、外交等因素的介入使她变成了一个“风声鹤唳的焦点”。从那以后，庐山再也不是“中国文人的世界”了。文人“没有可能以自身的文化感悟与山水构成宁静的往还、深挚的默契”，只好“蜕脱成游人”。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叫做“三叠泉”的地方使作者压抑着的.心头又燃起了希望之光。山高路窄，他们一路磕磕绊绊，耗尽力气，终于见到了这一震撼身心的景观，听到了那种轰然震耳的咆哮。生命，也终于被一种久违的感觉淋湿。他们突然与古代文人产生了对深切的认同，体会到了与山水风物的熔铸，也寻找到了“一种在现代已经很少的对应”。作者联想到朱熹，又联想到徐霞客，为自己的身临其境而庆幸不已。但是，作者突然笔锋一转，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担忧，他担心终有一天他们今天好不容易找到的感悟和对应会失去。作为文人，他们也许将不得不开始另一段“苦旅”。

文章至此，“抑”和“扬”的情感一直在交替地变化，虽是一篇散文，却显得很有波澜。作者将以怎样的方式收束全文呢?他能否在深深的忧虑中为自己，为读者寻觅到一丝丝的希望呢?答案是：没有。听了朋友对1990年夏庐山文化博览会情况的转述，他的这种忧虑反而是更进一层。庐山不再是过去的庐山，庐山上的文人也不再是过去的文人。作者实在是无法想象庐山能在熙熙攘攘中构建出一种文化与名胜的对应，他陷入了一种困惑，一种惋惜，一种无可奈何，一种伤感中不乏愤恨的复杂心境。最后，作者以如此沉重的一句话收尾：“一阵云雾又飘到了我的眼底。”

所谓“文化苦旅”，究竟“苦”在哪里?它“苦”在一种思考，一种探索。作者遍访祖国各地名山大川，凭借着山水风物，在苦苦地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在苦苦地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书中有的篇章描述了大漠荒荒的黄河文明的盛衰，有的篇章表现清新婉约的江南文化和世态人情，有的篇章直接把笔触指向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有的篇章则论析文化走向，充满文化感慨……

那么，这种“苦”又从何而来呢?它来自于一种矛盾着的文化心理，而这种矛盾着的文化心理来自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传统文化是谦恭的，而现代文化是奔放的;传统文化强调精神上的富有，而现代文化强调物质上的满足;传统文化心怀虔诚，敬畏自然，而现代文化却要雄心勃勃地征服自然……中国的文人在选择间陷入一片迷茫，中国的文化也在夹击中看不清未来的路在何方。

从这个角度来欣赏《庐山》一文，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篇难得的佳作。但文章中作者所提出的种种疑问，我们似乎很难解答。对于西方的“现代风暴”，我们究竟怎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究竟怎样继承和弘扬更为合理?现代中国的文人，究竟应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履行怎样的社会义务?依然在“苦旅”着的中国文化，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呢?

这个话题太大，太沉重，给出一个人人都能接受的答案又实在是太难，太难。作为文人，我们能做的，也就只能是继续苦苦地求索下去了……

余秋雨《庐山》

   找到庐山不是专门去旅游，是与一大群文人一起去开会的，时间是1979年夏天。那里召开的，是一个全国规模的文艺理论讨论会。庐山本是夏天开会的好地方，但据我所知，那里好像从来没有开过文人大会。原因说起来太复杂，不管怎样，现在总算有了第一回。但是，回过去看，庐山本来倒是文人的天地。在未上庐山之时我就有一些零碎的印象，好像是中国早期最伟大的文人之一司马迁“南登庐山”并记之于《史记》之后，这座山就开始了它的文化旅程。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它的文化浓度之高，几乎要鹤立于全国名山中了。那时，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修静曾先后在庐山弘扬教义，他们驻足的东林寺和简寂观便成了此后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精神栖息点。这两人中间，慧远的文学气息颇重，他的五言诗《游庐山》写得不错，而那篇600多字的《庐山记》则是我更为喜爱的山水文学佳品。但是，使得这一僧一道突然与庐山一起变得文采斐然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时候庐山还拥有过陶渊明和谢灵运。陶渊明的归隐行迹、山水情怀和千古诗句都与庐山密不可分，谢灵运的名气赶不上陶渊明，却也算得上我国文学史上五言山水诗的鼻祖。这两位大诗人把庐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诗化垫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个庐山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文化史。后来的人们似乎一直着迷于慧远、陶渊明、谢灵运、陆修静共处庐山的那种文化气氛，设想出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的各种情景。由头也是有一点的，例如陶渊明应该是认识慧远的，但他与慧远的几个徒弟关系不好，对慧远本人的思想也颇多牴牾，因此交情不深。倒是谢灵运与慧远有过一段亲切的交往，其时慧远年近八旬，而谢灵运还不到而立之年，两人相差了50来岁，虽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动，毕竟难于贴心，难于绵延。这些由头，到了后人嘴里，全都浑然一体了。例如唐代的佛学史乘中已记述谢灵运与慧远一起结社，而事实上慧远结社之时激才6岁。流传特别广远的故事是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过从甚密，一次陶、陆两人来东林寺访慧远，慧远历来送客不过门前虎溪，这次言谈忘情，竟送过了虎溪，这就使后山的老虎看得不习惯了，吼叫起来，三人会意而笑，那就是中国古代极有名的佳话“虎溪三笑”。为此，李白、黄庭坚等诗人还特意写过诗，苏东坡还画过《三笑图赞》，我在郑振译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见到过一幅采自“程氏墨苑”的《虎溪三笑》图。但究其实，陆修静来庐山的时候，陶渊明已去世34年，而慧远更已逝去45年。我深知，道出这个故事的虚假性非常煞风景。到底是李白、苏东坡他们高明，不仅兴高采烈地为这个传说增彩添色，而且自己也已影影绰绰地脐身在里边。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而庐山正是这种企盼中的聚会的理想地点。因此，庐山可以证明，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即便是对于隐逸之圣陶渊明，中国文人也愿意他有两个在文化层次上比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发出朗笑阵阵。有了这么一些传说，庐山与其说是文人的隐潜处，不如说是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于是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陆游、唐寅等等文化艺术家纷来沓至，周敦颐和朱熹则先后在山崖云雾之间投入了哲学的沉思和讲述。如果把时态归并一下，庐山实在是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了。我是坐着汽车上庐山的。在去九江的长江轮上听一位熟悉庐山的小姐说，上庐山千万不能坐车，一坐车就没味，得一级一级爬石阶上去才有意思。她一边详尽地告诉我石阶的所在，一边又开导我：“爬石阶当然要比坐车花时间花力气，但这石阶也是现代修的，古人上山连这么一条好路都没有呢。”她的话当然有道理，可是船到九江时天已擦黑，我又有一个装着不少书籍的行李包，只略作迟疑我就向汽车站走去。庐山的车道修得很好，只见汽车一层层绕上去，气温一层层冷下来，没多久，枯岭到了。枯岭早已俨然成为一座小城，只逛荡一会儿就会忘了这竟然是在山顶。但终究又会醒过神来，觉得如此快捷地上一趟庐山，下榻在一个规模不小的宾馆里，实在有点对不起古人。是啊，连船上不相识的小姐都拿着古人来诱惑我，而我还是贪图了方便。一方便，也就丢弃了它对人们的阻难，也就随之丢弃了它对世俗的超拔，那还能构得成跨时空的精神沟通么？古代文人上庐山，自然十分艰苦。他们只凭着两条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沟。当时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匾乏，文人学士都不强壮，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周作人、林语堂先生曾刊印过清代嘉庆年间一位叫舒白香的文人游庐山的日记，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且抄几段：朝晴凉适，可着小棉。瓶中米尚支数日，而菜已竭，所谓馑也。西辅戏采南瓜叶及野苋，煮食甚甘，予乃饭两碗，且笑谓与南瓜相识半生矣，不知其叶中乃有至味。冷，而竟日。晨餐时菜羹亦竭，唯食炒乌豆下饭，宗慧仍以汤匙进。问安用此，曰，勺豆入口逸于著。予不禁喷饭而笑，谓此匙自赋形受役以来但知其才以不漏汁水为长耳，孰谓其遭际之穷至于如此。宗慧试采养麦叶煮作菜羹，竟可食，柔美过匏叶，但微苦耳。苟非入山既深，又断蔬经旬，岂能识此种风味。这就是中国古代文人游庐山的实际生活。道如此困境而不后悔、不告退，还自得其乐地开着文绉绉的玩笑。在游庐山的文人中，舒白香还不算最苦的，他至少还有学生和仆人跟随着，侍候着他，与他说笑。舒白香在庐山逗留了100天，住过好几处寺庙。寺僧先是怀疑他是“大官人”，后来又怀疑他是“大商贾”，直到最后写出《天池赋》贴在寺壁上，僧人才知道他原来是个知名文人。这件事情可以证明，舒白香游庐山时那种虽不免艰苦却还有点派头的举止，与僧人们习见的游山文人很不相同；当时的庐山游客中，最有派头的已数“大官人”和“大商贾”，但他们当时游山也很不轻松，因此，庐山的行旅总的说来是十分寥落的。舒白香上庐山是19世纪初年。直到19世纪晚期，情况没有太大改变。我藏有一部佛学名著《名山游访记》，著者高鹤年是一位跋涉天下的佛教旅行家，他在1893年初春上庐山时，看见各处著名佛寺都还在，但“各寺只有一二人居，皆苦行僧”。至于牯岭，还“荆棘少人行”。但是，仅仅过了19年，当他1912年再一次上庐山时，景象就大不一样了。牯岭已是：沿山洋房数百幢，华街亦有数百家，……岭上为西人避暑之地，设有教堂布教，并设医院，利济贫民。此间夏令时，寒暑表较九江低二十度，故至地道暑者甚众，昔日山林，今为廛市。据此可以推断，庐山的文化形象是在本世纪初年发生重大变化的，变化的契机是“西人避暑”，而结果则是以西方文明为先导的热闹。散落在各处山间的寺院依然香火不断，但操纵它们兴衰的重要杠杆已是牯岭的别墅、商市、街道。总的说来，这儿已不是中国文人的世界。唐代钱起咏庐山诗云：“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但如今云雾飘散开去，露出来的却是一个个中外“大官人”、“大商贾”的面影。当然也还是有不少文人来玩玩的。本世纪20年代有一位诗人就在庐山住过一个半月，但他每天听到的，已不是山风虫鸣，而是石工筑路造房的号子声。他从这号子里听出了石工的痛苦，写了一首十分奇特的《庐山石工歌》，想把号子传达给读者。读着徐志摩的这首诗不难感悟到，这号子唤来了达官贵人们的一座座别墅，这号子在驱逐着诗人和他的同行们下山。过不了几年，又有一位文人在山上住了几天便急急下来。他刚刚被一个巨大的`政治旋涡放逐，但庐山并不是避身之所，他很快发现这里也是一个风声鹤唤的焦点。他下山了，到了上海，又到东京，写了一篇《从牯岭到东京》，不久，“茅盾”这个名字便出现于中国文坛。此后，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外交谈判、军事决定产生于庐山。密密层层的云雾，藏进了中国现代史的神秘经纬。难道，庐山和文人就此失去了缘分？庐山没有了文人本来也不太要紧，却少了一种韵味，少了一种风情，就像一所庙宇没有晨钟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没有流盼的眼神。没有文人，山水也在，却不会有山水的诗情画意，不会有山水的人文意义。天底下的名山名水大多是文人鼓吹出来的，但鼓吹得过于响亮了就会迟早引来世俗的拥挤，把文人所吟咏的景致和情怀扰乱，于是山水与文人原先的对应关系不见了，文人也就不再拥有此山此水。看来，这是文人难于逃脱的悲哀。我们这帮子开会的文人一有空闲就随着摩肩接踵的旅游者游览庐山各个风景点，东林寺、秀峰、锦绣谷、天桥、仙人洞、小天池、白鹿洞书院、黄龙潭、五老峰……一一看过去，眼前有古人留下的诗。脚下有平整光洁的路，耳边有此起彼伏的叫卖，轻轻便便，顺顺当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可能以自身的文化感悟与山水构成宁静的往还、深挚的默契，只好让文人全都蜕脱成游人。就在这种不无疲顿的情况下突然听到有一个去处，路遥而景美，连李白都没有去过，一下子把我们全都激动起来了。那便是三叠泉。趁一天休会，结伴上路。早就听说那是一条极累人的路，但劳累对于1979年的中国文艺理论家们都还不太在意，摆脱劫难不久，对承受辛苦的自信心还有充分的贮留。话虽这么说，这条路也实在是够折腾人的了。一次次地上山，又一次次地下山，山又高，路又窄，气力似乎已经耗尽，后来完全是麻木地抬腿放腿、抬腿放腿。山峰无穷无尽地一个个排列过去，内心已无数次地产生了此行的后悔，终于连后悔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得在默不作声中磕磕绊绊地行进。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突然与古代文人产生过对深切的认同。是的，凡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人物，总不会以轻慢浮滑的态度来面对天地造化，他们不相信人类已经可以盛气凌人地来君临山水，因此总是以极度的虔诚、极度的劳累把自己的生命与山水熔铸在一起，读他们的山水诗常常可以感到一种生命脉流的搏动。在走向三叠泉的竭尽全部精力的漫漫山道上，我终于产生了熔铸感，生命差不多已交付给这座山了，一切就由它看着办吧。不知何时，惊人的景象和声响已出现在眼前。从高及云端的山顶上，一幅巨大的银帘奔涌而下，气势之雄，恰似长江黄河倒挂。但是，猛地一下，它撞到了半山的巨岩，轰然震耳，溅水成雾。它怒吼一声，更加狂暴地冲将下来，没想到半道上又撞到了第二道石嶂。它再也压抑不住，狂呼乱跳一阵，拼将老命再度冲下，这时它已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亡命徒的队伍，决意要与山崖作一次最后的冲杀。它挟带着雷霆窜下去了，下面，是深不可测的峡谷，究竟冲杀得如何，看不见了。它的最后归宿如何，无人知晓，但它绝对不会消亡，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哪怕接二连三地阻遏它、撞击它，它都没有吐出一声呜咽，只有怒吼，只有咆哮。我们这些人的身心全都震撼了。急雨般的飞水喷在我们身上，谁也没有逃开，反都抬起头来仰望，没有感叹，没有议论，默默地站立着，袒示着湿淋淋的生命。终于，我们找到了一种对应，一种在现代已经很少的对应。记得宋代哲学家朱熹很想一睹三叠泉风采而不得，曾在一封信中写道：“闻五老峰下新泉三叠，颇为奇胜，计此生无由得至其下。”他请两位画家把它画下，带给他看，看到画幅时他不断摩索，声声慨叹。这位年迈的哲学家也许已从画幅中看出了一点远超一般山水奇景的东西，否则何来声声慨叹？但我敢说，没有亲临其境，再有悟性的哲人也揣想不出一个生命意义上的它。在古代，把三叠泉真正看仔细又记仔细了的还是那位不疲倦的旅行家徐霞客，可惜他太忙碌，到哪儿都难于静定，不能要求他产生太深的感悟。我不知道在不断开发庐山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天能开通到达三叠泉的汽车路或吊山索道，能构筑起可以像徐霞客那样观察这个神奇瀑布全貌的现代观景台。但毫无疑问，到了那时，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找到的感悟和对应也将失去。“文章憎命达”，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1990年夏天，庐山举行文化博览会，主办单位发来请柬要我去讲学。我因事未能成行。但一展请柬，仿佛看到了牯岭更为热闹的街市，山间更为拥挤的人群。凝神片刻，耳边又响起三叠泉的轰鸣。不久听去了回来的朋友说，文化博览会是一个吸引游客的举动，所邀学者的名字都张贴成了海报，听课者就是愿意走进来听听的过往游人。文人以一种更奇特的方式出现在庐山上了，地位似乎也不低，但至少我还难于适应。也许庐山又走上了一段新的旅程？也许它能在熙熙攘攘中构建出一种完全出乎我们意想之外的文化与名胜的对应？一阵云雾又飘到了我的眼底。

欣赏庐山余秋雨作品

找到庐山不是专门去旅游，是与一大群文人一起去开会的，时间是1979年夏天。那里召开的，是一个全国规模的文艺理论讨论会。

庐山本是夏天开会的好地方，但据我所知，那里好像从来没有开过文人大会。原因说起来太复杂，不管怎样，现在总算有了第一回。

但是，回过去看，庐山本来倒是文人的天地。在未上庐山之时我就有一些零碎的印象，好像是中国早期最伟大的文人之一司马迁“南登庐山”并记之于《史记》之后，这座山就开始了它的文化旅程。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它的文化浓度之高，几乎要鹤立于全国名山中了。那时，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修静曾先后在庐山弘扬教义，他们驻足的东林寺和简寂观便成了此后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精神栖息点。这两人中间，慧远的文学气息颇重，他的五言诗《游庐山》写得不错，而那篇600多字的《庐山记》则是我更为喜爱的山水文学佳品。但是，使得这一僧一道突然与庐山一起变得文采斐然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时候庐山还拥有过陶渊明和谢灵运。陶渊明的归隐行迹、山水情怀和千古诗句都与庐山密不可分，谢灵运的名气赶不上陶渊明，却也算得上我国文学史上五言山水诗的鼻祖。这两位大诗人把庐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诗化垫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个庐山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文化史。

后来的人们似乎一直着迷于慧远、陶渊明、谢灵运、陆修静共处庐山的那种文化气氛，设想出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的各种情景。由头也是有一点的，例如陶渊明应该是认识慧远的，但他与慧远的几个徒弟关系不好，对慧远本人的思想也颇多牴牾，因此交情不深。倒是谢灵运与慧远有过一段亲切的交往，其时慧远年近八旬，而谢灵运还不到而立之年，两人相差了50来岁，虽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动，毕竟难于贴心，难于绵延。这些由头，到了后人嘴里，全都浑然一体了。例如唐代的佛学史乘中已记述谢灵运与慧远一起结社，而事实上慧远结社之时激才6岁。流传特别广远的故事是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过从甚密，一次陶、陆两人来东林寺访慧远，慧远历来送客不过门前虎溪，这次言谈忘情，竟送过了虎溪，这就使后山的老虎看得不习惯了，吼叫起来，三人会意而笑，那就是中国古代极有名的佳话“虎溪三笑”。为此，李白、黄庭坚等诗人还特意写过诗，苏东坡还画过《三笑图赞》，我在郑振译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见到过一幅采自“程氏墨苑”的《虎溪三笑》图。但究其实，陆修静来庐山的时候，陶渊明已去世34年，而慧远更已逝去45年。

我深知，道出这个故事的虚假性非常煞风景。到底是李白、苏东坡他们高明，不仅兴高采烈地为这个传说增彩添色，而且自己也已影影绰绰地脐身在里边。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而庐山正是这种企盼中的聚会的'理想地点。

因此，庐山可以证明，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即便是对于隐逸之圣陶渊明，中国文人也愿意他有两个在文化层次上比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发出朗笑阵阵。有了这么一些传说，庐山与其说是文人的隐潜处，不如说是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于是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陆游、唐寅等等文化艺术家纷来沓至，周敦颐和朱熹则先后在山崖云雾之间投入了哲学的沉思和讲述。如果把时态归并一下，庐山实在是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了。

我是坐着汽车上庐山的。在去九江的长江轮上听一位熟悉庐山的小姐说，上庐山千万不能坐车，一坐车就没味，得一级一级爬石阶上去才有意思。她一边详尽地告诉我石阶的所在，一边又开导我：“爬石阶当然要比坐车花时间花力气，但这石阶也是现代修的，古人上山连这么一条好路都没有呢。”她的话当然有道理，可是船到九江时天已擦黑，我又有一个装着不少书籍的行李包，只略作迟疑我就向汽车站走去。庐山的车道修得很好，只见汽车一层层绕上去，气温一层层冷下来，没多久，枯岭到了。枯岭早已俨然成为一座小城，只逛荡一会儿就会忘了这竟然是在山顶。但终究又会醒过神来，觉得如此快捷地上一趟庐山，下榻在一个规模不小的宾馆里，实在有点对不起古人。是啊，连船上不相识的小姐都拿着古人来诱惑我，而我还是贪图了方便。一方便，也就丢弃了它对人们的阻难，也就随之丢弃了它对世俗的超拔，那还能构得成跨时空的精神沟通么？

古代文人上庐山，自然十分艰苦。他们只凭着两条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沟。当时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匾乏，文人学士都不强壮，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

周作人、林语堂先生曾刊印过清代嘉庆年间一位叫舒白香的文人游庐山的日记，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且抄几段：

朝晴凉适，可着小棉。瓶中米尚支数日，而菜已竭，所谓馑也。西辅戏采南瓜叶及野苋，煮食甚甘，予乃饭两碗，且笑谓与南瓜相识半生矣，不知其叶中乃有至味。

冷，而竟日。晨餐时菜羹亦竭，唯食炒乌豆下饭，宗慧仍以汤匙进。问安用此，曰，勺豆入口逸于著。予不禁喷饭而笑，谓此匙自赋形受役以来但知其才以不漏汁水为长耳，孰谓其遭际之穷至于如此。

宗慧试采养麦叶煮作菜羹，竟可食，柔美过匏叶，但微苦耳。苟非入山既深，又断蔬经旬，岂能识此种风味。

这就是中国古代文人游庐山的实际生活。道如此困境而不后悔、不告退，还自得其乐地开着文绉绉的玩笑。在游庐山的文人中，舒白香还不算最苦的，他至少还有学生和仆人跟随着，侍候着他，与他说笑。

舒白香在庐山逗留了100天，住过好几处寺庙。寺僧先是怀疑他是“大官人”，后来又怀疑他是“大商贾”，直到最后写出《天池赋》贴在寺壁上，僧人才知道他原来是个知名文人。这件事情可以证明，舒白香游庐山时那种虽不免艰苦却还有点派头的举止，与僧人们习见的游山文人很不相同；当时的庐山游客中，最有派头的已数“大官人”和“大商贾”，但他们当时游山也很不轻松，因此，庐山的行旅总的说来是十分寥落的。

舒白香上庐山是19世纪初年。直到19世纪晚期，情况没有太大改变。我藏有一部佛学名著《名山游访记》，著者高鹤年是一位跋涉天下的佛教旅行家，他在1893年初春上庐山时，看见各处著名佛寺都还在，但“各寺只有一二人居，皆苦行僧”。至于牯岭，还“荆棘少人行”。但是，仅仅过了19年，当他1912年再一次上庐山时，景象就大不一样了。牯岭已是：

沿山洋房数百幢，华街亦有数百家，……岭上为西人避暑之地，设有教堂布教，并设医院，利济贫民。此间夏令时，寒暑表较九江低二十度，故至地道暑者甚众，昔日山林，今为廛市。

据此可以推断，庐山的文化形象是在本世纪初年发生重大变化的，变化的契机是“西人避暑”，而结果则是以西方文明为先导的热闹。散落在各处山间的寺院依然香火不断，但操纵它们兴衰的重要杠杆已是牯岭的别墅、商市、街道。总的说来，这儿已不是中国文人的世界。

唐代钱起咏庐山诗云：“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但如今云雾飘散开去，露出来的却是一个个中外“大官人”、“大商贾”的面影。

当然也还是有不少文人来玩玩的。本世纪20年代有一位诗人就在庐山住过一个半月，但他每天听到的，已不是山风虫鸣，而是石工筑路造房的号子声。他从这号子里听出了石工的痛苦，写了一首十分奇特的《庐山石工歌》，想把号子传达给读者。读着徐志摩的这首诗不难感悟到，这号子唤来了达官贵人们的一座座别墅，这号子在驱逐着诗人和他的同行们下山。

过不了几年，又有一位文人在山上住了几天便急急下来。他刚刚被一个巨大的政治旋涡放逐，但庐山并不是避身之所，他很快发现这里也是一个风声鹤唤的焦点。他下山了，到了上海，又到东京，写了一篇《从牯岭到东京》，不久，“茅盾”这个名字便出现于中国文坛。

此后，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外交谈判、军事决定产生于庐山。密密层层的云雾，藏进了中国现代史的神秘经纬。

难道，庐山和文人就此失去了缘分？庐山没有了文人本来也不太要紧，却少了一种韵味，少了一种风情，就像一所庙宇没有晨钟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没有流盼的眼神。没有文人，山水也在，却不会有山水的诗情画意，不会有山水的人文意义。

天底下的名山名水大多是文人鼓吹出来的，但鼓吹得过于响亮了就会迟早引来世俗的拥挤，把文人所吟咏的景致和情怀扰乱，于是山水与文人原先的对应关系不见了，文人也就不再拥有此山此水。看来，这是文人难于逃脱的悲哀。

我们这帮子开会的文人一有空闲就随着摩肩接踵的旅游者游览庐山各个风景点，东林寺、秀峰、锦绣谷、天桥、仙人洞、小天池、白鹿洞书院、黄龙潭、五老峰……一一看过去，眼前有古人留下的诗。脚下有平整光洁的路，耳边有此起彼伏的叫卖，轻轻便便，顺顺当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可能以自身的文化感悟与山水构成宁静的往还、深挚的默契，只好让文人全都蜕脱成游人。

就在这种不无疲顿的情况下突然听到有一个去处，路遥而景美，连李白都没有去过，一下子把我们全都激动起来了。那便是三叠泉。趁一天休会，结伴上路。

早就听说那是一条极累人的路，但劳累对于1979年的中国文艺理论家们都还不太在意，摆脱劫难不久，对承受辛苦的自信心还有充分的贮留。

话虽这么说，这条路也实在是够折腾人的了。一次次地上山，又一次次地下山，山又高，路又窄，气力似乎已经耗尽，后来完全是麻木地抬腿放腿、抬腿放腿。山峰无穷无尽地一个个排列过去，内心已无数次地产生了此行的后悔，终于连后悔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得在默不作声中磕磕绊绊地行进。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突然与古代文人产生过对深切的认同。是的，凡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人物，总不会以轻慢浮滑的态度来面对天地造化，他们不相信人类已经可以盛气凌人地来君临山水，因此总是以极度的虔诚、极度的劳累把自己的生命与山水熔铸在一起，读他们的山水诗常常可以感到一种生命脉流的搏动。在走向三叠泉的竭尽全部精力的漫漫山道上，我终于产生了熔铸感，生命差不多已交付给这座山了，一切就由它看着办吧。

不知何时，惊人的景象和声响已出现在眼前。从高及云端的山顶上，一幅巨大的银帘奔涌而下，气势之雄，恰似长江黄河倒挂。但是，猛地一下，它撞到了半山的巨岩，轰然震耳，溅水成雾。它怒吼一声，更加狂暴地冲将下来，没想到半道上又撞到了第二道石嶂。它再也压抑不住，狂呼乱跳一阵，拼将老命再度冲下，这时它已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亡命徒的队伍，决意要与山崖作一次最后的冲杀。它挟带着雷霆窜下去了，下面，是深不可测的峡谷，究竟冲杀得如何，看不见了。它的最后归宿如何，无人知晓，但它绝对不会消亡，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哪怕接二连三地阻遏它、撞击它，它都没有吐出一声呜咽，只有怒吼，只有咆哮。

我们这些人的身心全都震撼了。急雨般的飞水喷在我们身上，谁也没有逃开，反都抬起头来仰望，没有感叹，没有议论，默默地站立着，袒示着湿淋淋的生命。

终于，我们找到了一种对应，一种在现代已经很少的对应。

记得宋代哲学家朱熹很想一睹三叠泉风采而不得，曾在一封信中写道：“闻五老峰下新泉三叠，颇为奇胜，计此生无由得至其下。”他请两位画家把它画下，带给他看，看到画幅时他不断摩索，声声慨叹。这位年迈的哲学家也许已从画幅中看出了一点远超一般山水奇景的东西，否则何来声声慨叹？但我敢说，没有亲临其境，再有悟性的哲人也揣想不出一个生命意义上的它。

在古代，把三叠泉真正看仔细又记仔细了的还是那位不疲倦的旅行家徐霞客，可惜他太忙碌，到哪儿都难于静定，不能要求他产生太深的感悟。

我不知道在不断开发庐山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天能开通到达三叠泉的汽车路或吊山索道，能构筑起可以像徐霞客那样观察这个神奇瀑布全貌的现代观景台。但毫无疑问，到了那时，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找到的感悟和对应也将失去。“憎命达”，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1990年夏天，庐山举行文化博览会，主办单位发来请柬要我去讲学。

我因事未能成行。但一展请柬，仿佛看到了牯岭更为热闹的街市，山间更为拥挤的人群。凝神片刻，耳边又响起三叠泉的轰鸣。

不久听去了回来的朋友说，文化博览会是一个吸引游客的举动，所邀学者的名字都张贴成了海报，听课者就是愿意走进来听听的过往游人。

文人以一种更奇特的方式出现在庐山上了，地位似乎也不低，但至少我还难于适应。也许庐山又走上了一段新的旅程？也许它能在熙熙攘攘中构建出一种完全出乎我们意想之外的文化与名胜的对应？

一阵云雾又飘到了我的眼底。

余秋雨散文《庐山》

找到庐山不是专门去旅游，是与一大群文人一起去开会的，时间是1979年夏天。那里召开的，是一个全国规模的文艺理论讨论会。

庐山本是夏天开会的好地方，但据所知，那里好像从来没有开过文人大会。原因说起来太复杂，不管怎样，现在总算有了第一回。

但是，回过去看，庐山本来倒是文人的天地。在未上庐山之时我就有一些零碎的印象，好像是中国早期最伟大的文人之一司马迁“南登庐山”并记之于《史记》之后，这座山就开始了它的文化旅程。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它的文化浓度之高，几乎要鹤立于全国名山中了。那时，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修静曾先后在庐山弘扬教义，他们驻足的东林寺和简寂观便成了此后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精神栖息点。这两人中间，慧远的文学气息颇重，他的五言诗《游庐山》写得不错，而那篇600多字的《庐山记》则是我更为喜的山水文学佳品。但是，使得这一僧一道突然与庐山一起变得文采斐然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时候庐山还拥有过陶渊明和谢灵运。陶渊明的归隐行迹、山水情怀和千古诗句都与庐山密不可分，谢灵运的名气赶不上陶渊明，却也算得上我国文学史上五言山水诗的鼻祖。这两位大诗人把庐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诗化垫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个庐山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文化史。

后来的人们似乎一直着迷于慧远、陶渊明、谢灵运、陆修静共处庐山的那种文化气氛，设想出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的各种情景。由头也是有一点的，例如陶渊明应该是认识慧远的，但他与慧远的几个徒弟关系不好，对慧远本人的思想也颇多牴牾，因此交情不深。倒是谢灵运与慧远有过一段亲切的交往，其时慧远年近八旬，而谢灵运还不到而立之年，两人相差了50来岁，虽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动，毕竟难于贴心，难于绵延。这些由头，到了后人嘴里，全都浑然一体了。例如唐代的佛学史乘中已记述谢灵运与慧远一起结社，而事实上慧远结社之时激才6岁。流传特别广远的故事是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过从甚密，一次陶、陆两人来东林寺访慧远，慧远历来送客不过门前虎溪，这次言谈忘情，竟送过了虎溪，这就使后山的老虎看得不习惯了，吼叫起来，三人会意而笑，那就是中国古代极有名的佳话“虎溪三笑”。为此，李白、黄庭坚等诗人还特意写过诗，苏东坡还画过《三笑图赞》，我在郑振译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见到过一幅采自“程氏墨苑”的《虎溪三笑》图。但究其实，陆修静来庐山的时候，陶渊明已去世34年，而慧远更已逝去45年。

我深知，道出这个故事的虚假性非常煞风景。到底是李白、苏东坡他们高明，不仅兴高采烈地为这个传说增彩添色，而且自己也已影影绰绰地脐身在里边。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而庐山正是这种企盼中的.聚会的理想地点。

因此，庐山可以证明，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即便是对于隐逸之圣陶渊明，中国文人也愿意他有两个在文化层次上比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发出朗笑阵阵。有了这么一些传说，庐山与其说是文人的隐潜处，不如说是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于是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陆游、唐寅等等文化艺术家纷来沓至，周敦颐和朱熹则先后在山崖云雾之间投入了哲学的沉思和讲述。如果把时态归并一下，庐山实在是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了。

我是坐着汽车上庐山的。在去九江的长江轮上听一位熟悉庐山的小姐说，上庐山千万不能坐车，一坐车就没味，得一级一级爬石阶上去才有意思。她一边详尽地告诉我石阶的所在，一边又开导我：“爬石阶当然要比坐车花时间花力气，但这石阶也是现代修的，古人上山连这么一条好路都没有呢。”她的话当然有道理，可是船到九江时天已擦黑，我又有一个装着不少书籍的行李包，只略作迟疑我就向汽车站走去。庐山的车道修得很好，只见汽车一层层绕上去，气温一层层冷下来，没多久，枯岭到了。枯岭早已俨然成为一座小城，只逛荡一会儿就会忘了这竟然是在山顶。但终究又会醒过神来，觉得如此快捷地上一趟庐山，下榻在一个规模不小的宾馆里，实在有点对不起古人。是啊，连船上不相识的小姐都拿着古人来诱惑我，而我还是贪图了方便。一方便，也就丢弃了它对人们的阻难，也就随之丢弃了它对世俗的超拔，那还能构得成跨时空的精神沟通么?

古代文人上庐山，自然十分艰苦。他们只凭着两条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沟。当时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匾乏，文人学士都不强壮，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