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占山

　　马占山(1885.11.30—1950.11.29)，字秀芳，河北丰润人，陆军上将，抗日名将。

　　马占山祖籍河北丰润。清朝嘉庆初年，祖父马万龙和祖母刘氏逃难来到东北．定居在怀德县毛家城镇毛家城子村西炭窑屯。后来，刘氏生下马占山的父亲马纯，一家三口过著无依尢靠的贫苦生活。

　　马纯长大后，家贫如洗，长年给本屯地主扛活。后来与本屯一家刘姓的女儿结婚。他们辛勤劳动多年，买了几亩薄地，又向本屯地主租赁几亩地，维持全家生活、马纯为人老实厚道。目不识丁，婚后不久生了一男一女、男为马占山。出生于1885年11月30日。

　　马占山自幼体质非常瘦弱，但由于他长年经受困苦生活的磨炼，养成了刚毅倔强的性格，而且胆量过人。七八岁时，他为本屯地主放牧，敢于习练骑马赛跑，很快成为一个精于骑术的出色牧童。

　　一天，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妇领著一个十岁的女孩，来到马家乞讨。马占山的母亲刘氏问知他们姓杜，是从关内逃难过来的，见其十分可怜，便将杜氏一家留在炭窑屯定居。不久，杜老夫妇看马家人好，便把女儿杜赞义送到马家当了童养媳。

　　马占山和杜家姑娘从小在一起，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是，贫困的生活给他们全家接连不断地带来了灾难。1897年间，他的母亲生下一个双胞胎。由于家中无粮，懂事的杜赞义，挎著篮子到处乞讨和求借。一次，到一家借粮，那家不但不借，反而奚落说：“人有脸，树有皮，王八还有个硬盖子，也没有像你们那样今天借明天还借……”赞义只有噙著眼泪，空手回到家中。刘氏见这情景，痛心疾首，百感交集，一气之下，得了重病。几天后，她和双胎儿女相继死去。

　　刘氏死后，丢下了三十五岁的丈夫马纯和十二岁的儿子占山，还有七岁的女儿和十五岁的童养媳。为了谋生，马占山到蒙汉交界地方蒙族有钱人家放牧，换回几个铜钱，同时也使他得到了学习蒙族骑射技术的机会。几年功夫，不管什么样的烈马，他只要抓住马鬃翻身上去，都能降服。

　　1903年，十九岁的马占山为了多赚点钱，回到本镇姜崴子村，为大地主姜大牙家放牧。不久，因一匹马走失，姜大牙硬说是他把马偷卖了。马占山矢口辩驳，姜就叫人把他绑送毛家城子镇警察分局，非叫马家赔马不可。警察见是大地主姜大牙送来的“偷马”人，不容分辩，立即绑住马占山两手的大拇指吊在棚顶上，拷打逼供。倔强的马占山，不管警察怎样毒打，总是说：“没偷就是没偷，打死我也没偷!”警察见拷打无效，只好将他关了起来。

　　凶信传到父亲马纯和妻子杜氏耳里，翁媳急得无法，只好将自种的麦青全部卖掉，赔了姜大牙的马钱，才算了事。马占山回到家中，知情后，气愤地埋怨父亲胆小怕事。几天后，丢失了的马跑回来了，但爱钱如命的姜大牙，一口咬定马没有跑回来，不肯将马钱退回。赔了马钱挨了打的马占山，这时更是恨透了姜大牙，他决心要报仇雪恨，于是瞒著父亲和妻子，离家落草去了。

　　他被逼上黑虎山(即哈拉巴喇山)后，结识了早巳在这里落草为寇的“兄弟”数十人。由于他精明强干，兼有一身善于骑射的好功夫，加上他为人豪爽，讲义气，不久便被推为头目，过著占山为王的草莽生活。

　　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马占山带著十几个“弟兄”闯进姜大牙家。姜家的人见势不妙，一齐跪倒在地上，向马占山叩头求饶，承认过去的罪过，说：“要什么都可以，留命就行!”马占山狠狠地痛打了姜大牙一顿，警告他说：“今天不杀死你，让你们这些有钱有势的东西，认识认识老子们的厉害!”

　　1904年，日俄战争在我国东北爆发。马占山亲眼看到家乡民众遭受到帝国主义蹂躏的苦难，非常愤慨，再也不愿在绿林中混迹下去，决心寻找一条出路，为民族立功建业。

　　日俄战争结束后，沙俄侵略军撤出怀德一带。清政府为恢复对地方的统治，发布了收编民团，招抚“绿林好汉”的通令。马占山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金盆洗手”，带领手下数十名“弟兄”，下山接受清政府收编。地方官看中马占山是个人物，便委任他为游击队的哨官。从此，他开始了新的行伍生活。

　　1908年，马占山的游击队，被进驻昌图府的提督张勋收编为清政府的直属部队。不久，马占山在追击陶克陶胡和白音大赉两股叛匪中，显露了头角。特别是他的枪法和骑马作战的技能，十分出众。在一次追击战斗中，他一马当先，紧追不舍，几个叛匪齐向他射击，只见他在飞奔的战马上身子一斜就钻到了马肚侧面，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可一忽儿，他迫近逃敌，脚挽马蹬，将头探在马首下，叭叭的几枪，几个敌人应声坠马，部下无不为之惊服。在这次剿匪中，他率领的马队冲锋陷阵，一直追逐到八百余里之外大兴安岭的索伦，取得了剿灭叛匪的最后胜利，立了战功。

　　马占山待人“侠肝义胆，见义勇为”。他常对人说：“朋友有困难，等他来始帮助，那不是朋友。”人们也都说他“凡出一言，行必践之，不知虚假。性虽刚直，心实慈善。”因而他交的朋友很多。几年行伍生活的磨炼，使他成为一个颇具作战经验的小军官。1911年，他得到清军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的赏识，吴任他为四营中哨哨长。自此，随著吴的青云直上，马占山也步步高升。

　　1913年，吴俊升部改编为中央骑兵第二旅，吴任旅长，马占山擢升为该旅第三团少校连长。1916年，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蒙古巴布扎布，纠集四五千人，由海拉尔一带南下窜扰，企图在东北建立所谓“满蒙帝国”。同年7月，巴市扎布又打起“勤王师扶国军”旗号，反对张作霖，张即命吴俊升率部镇压。马占山受吴的指挥，在突泉激战中，以少胜多，毙匪徒五百余人。因剿匪有功，被提升为营长。两年后，他跟随吴俊升督军赴黑龙江省驻防，升任团长。1925年，他被任命为第十七师第五旅旅长。不久，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马旅调至河南新乡驻防。直奉战争结束后，马部回防东北。途中，他“目睹民众当兵燹之余，疫死枕籍，遂减马粮之半，分赠民众。”11月，爆发了郭松龄倒戈事件。马占山率部至新民县境的白旗堡附近，将郭军击败，并乘胜向营口方向追击。不久，活捉郭松龄和其夫人韩云秀，受张作霖之命，马部之营长王永清将郭夫妇就地枪决。由于对郭作战有功，马占山于次年被张作霖任命为骑兵第十七师师长，旋又提为骑兵第二军军长。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他被调任黑河警备司令。

　　马占山随著官运亨通，军阀的恶习日益滋长起来。他抽大烟成了嗜好，“一日都不可缺少。”而且他和一般军阀一样，嫖女人，娶小老婆。除了原配杜夫人外，另娶有四房姨太太。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兵不血刃地侵占了我国东北辽宁、吉林两省，接著又于11月3日集中兵力向我黑龙江省大举进犯。马占山率部奋起抗击，血战江桥，重创日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

　　马占山对日寇侵略我国东北的行为，早已积愤于胸。还在1928年6月4日，日寇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和他的老上司吴俊升，他就誓言要“公仇私恨，必报复之”。“九·一八”前，日军在东北挑衅，他对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予抵抗，力避冲突”，极为不满。“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又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外交涉，听候中央处理。”马占山埋怨张学良不该执行这一不抵抗主义政策，使东北军有的不战而溃，有的不战而降，国土沦陷，民众遭殃。当日军准备向黑龙江省大举进犯时，他突然接到张学良任命他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的委电，心情十分激动，决心与日寇血战一场。他认为日军进犯，来者不善，一场死战难以避免，但国难当头，不能退缩，即使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10月19日，他果断地率步兵李青山团来到省城齐齐哈尔。

　　20日下午，马占山在省府新建成的大礼堂举行就职典礼，与会官员及来宾约三百人。日本驻黑龙江省领事清水八百一世混进会堂，假惺惺地表示祝贺，以刺探马占山的动静。大会开始，马占山正式宣布就职视事，并在会上说：“目前最重要问题，即为维持地方治安，望各位群策群力，共相赞助，各司其事，各尽其职。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治安者，决以全力铲除之，以尽我保卫之责。”会后，他分别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各院部会，北平张副司令、锦州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各省、市，及黑龙江省各县发出通电：“占山遵电令于本月20日驰抵省垣，就职视事。当兹边围垂危，干钧一发，牺牲所惜，陨越堪虞，惟望远锡箴视……”表示保卫国土的决心。

　　他就职后，即任命朴炳珊为黑龙江省城警备司令，著其严行防范，加强治安工作，并募编步兵一个团，充实省防兵力，他报请张学良批准，将原兴安屯垦军步、炮约四团兵力，改编为新编黑龙江省省防第一混成旅，委任苑崇谷为旅长，调驻富拉尔基，加强对付景星方面来犯之敌。他命董文瑞代替自动辞职的汪伯城省府秘书长职务。并指示董，召开各行各业代表会议，恢复金融及地方治安事宜；通谕各商不得任意提高物价，囤积居奇，扰乱国计民生，否则严惩不贷；将各商组织起来，由商民组织自卫团，实行互保，武器由官厅发给，团兵由商号摊派，一切开支经费，亦由商家分担。为了振武扬威，激励将士，瓦解叛军，他发出悬赏张海鹏首级的布告。他在布告中指出：“张海鹏，老迈昏愦，贪利卖国，乘外患紧张之时，勾结外人争政权，实为国人所共弃。”“至此次张贼叛变，罪止张贼一身，其部下如不反抗国军，决不横加诛连。尔军民人等，如能将张贼活擒来辕献俘，或携其首级来献者，在职军人立即加升二级，并奖大洋一万元，百姓赏大洋二万元。”

　　马占山刚到省城，日本关东军就对他进行恫吓。26日，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馆武官林义秀等人，突然来到省府要见马占山，并致书说：“考察现在之时局，如欲避免战祸，维持地方治安，其唯一方法为马主席即行下野，同时将黑省政府交与张海鹏……此外决无良策。”马占山将此书抛至一旁，拒绝答复。27日，林义秀等人又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离江桥，并保证日方修理江桥人员的安全。马占山立即回答说：“南满铁路对于洮昂路仅有借款关系，债权者不能代债务者修理工程，且洮昂路并非江省政府所属，不能代为承认由满铁兴修，可由江省政府代为通知洮昂路自行修理可也。”林义秀等人无言以对，悻悻而去。但日寇决不就此罢休，紧接著通牒马占山：“嫩江桥不得为战术上使用；至11月3日止，南北两军务由桥梁撤退十公里以外地点，至修竣为止；不承认上述要求或防碍修理者，认为对日军有敌意，即行使武力。”

　　面临日寇军事进攻的严重局面，他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应敌之策。会议中，大汉奸赵仲仁认为，日寇来势凶猛，不可抗御，主张撤出阵地。并说：“咸以库空如洗，兵无利器，请马氏顾全地方，欢迎张海鹏。”马占山听了赵仲仁的投降论调，按捺不住心头的火气，拍案大怒，声色俱厉地说：“吾奉令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不能为降将军。且吾出身绿林，位重未阁，亦何惜一死……”“不抵抗主义，无殊拱手让人，若积极抵抗，子我全力，尚有几希挽回之望。”现“已到间不容发之时，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不战而亡，何如誓死一拼以尽天职。”此时，卫队团长徐宝珍立即站起，掏出手枪大声疾呼：“在座诸公，有敢言降者诸死之……”会后，马占山当即调东北屯垦军少将统带苑崇谷率领步兵三团、骑兵一团、炮兵一营，由景星绕道来省，开驻大兴以西布防，调骑兵到富拉尔基以西，对景星方面加强警戒，以待来犯之敌。

　　江桥位于三间房、泰来之间，是洮昂铁路跨越嫩江的必经之道，南北交通要冲。日本帝国主义要进犯黑龙江省省城，首先必须占领江桥阵地。11月4日，日军以飞机七架掩护，派兵四千，在四列铁甲车和数十门山炮配合下，向江桥、大兴车站发起猛烈攻击。马占山立即命令守军奋起还击，声震中外的嫩江河畔的血战遂全面爆发。马占山率先垂范，亲临前线指挥。在他的激励下，全体官兵视死如归，与敌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反覆冲杀，屡挫敌锋。

　　日寇向江桥阵地的多次攻击被打退后，于当日黄昏侦知江岸无人防守，遂驾百余艘船偷渡而来。马占山察知后，令徐宝珍的卫队团潜伏于江岸蒿草里，以伏击战法打击靠岸之敌。徐部遵照他的指示，设下伏兵，待敌刚一靠岸下船，突然枪炮齐射，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人仰船翻，血染江水，狼狈溃逃。5日，日寇变更部署，驱使张海鹏的伪军为前队，日军在后督饬向马部猛攻。马占山命吴松林旅和徐宝珍卫队团，坚决扼守桥头和江岸阵地，顽强抗住敌伪攻击，并命张殿九的步兵第一旅由昂昂溪南下增援。正当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刻，第一旅前锋部队适时赶到，守军全体官兵顿时上气大振，越战越勇，与敌反覆冲杀，终于在午后2时，将敌击退。据日方发表，这一天的苦斗，日伪死伤官兵一千四百余人。

　　日寇不甘心失败，星夜从四洮路调来援军。6日晨，日军以滨本步兵联队、高波骑兵联队和张海鹏的伪军三千余人，配以重、野炮五十余门、飞机八架和铁甲车四列，向马部展开更猛烈的攻击，形势异常危急。马占山立即赶到前线阵地，在硝烟弥漫的火线上，他不顾空中飞机轰炸和地面枪炮射击，泰然自若地指挥作战。激战至十时，他见敌我反覆争夺，僵持不下，即令骑兵为先锋，迂回包围江桥南侧日军。快速的骑兵部队抄至敌侧后，迅猛地横冲直杀，与正面守军合力歼击，致日军滨本步兵联队几乎被全歼，高波骑兵联队亦伤亡殆尽。紧接著，他赶赴江桥北部邺河套一带指挥，命张殿九旅增援守军实施反击，又将张伪军击溃。这一天的血战，在马占山的灵活指挥下，日伪军被打得狼狈不堪。日军哀叹是自到东北以来空前损失的一次。

　　此战虽胜，但马占山清醒地看到形势的发展日趋严重。连日的激战，敌机狂轰滥炸，重炮齐轰，工事全部毁坏，江桥阵地已无屏障可守，部队又伤亡甚重，一时得不到补充；日军虽败，但已调来精锐之师长谷旅团和天野旅团，在敌我力量悬殊之下，如下采取断然措施，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于是他当机立断，将主力部队乘夜撤至三间房、红旗营子整顿，以利再战。

　　江桥抗战，马占山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政策，进行武装抗日，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各地人民、各界人士、爱国学生寄发的电文和慰问信，有如雪片飞来。各界慰问团携带猪、羊等慰劳品和现洋，奔赴前线，慰问马部全体官兵。北平抗日救国会的电文说：“此次暴日侵我黑省，举国同愤，将军保土卫民，孤军血战，忠勇义烈，钦佩莫名，尚祈整饰军旅，继续奋斗，收复失地，还我河山……”上海《生活周刊》给马占山的专电说：“奋勇抗战，义薄云霄，全国感泣，人心振奋。”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特制“马占山牌”香烟，畅销中外。当时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诗人陶行知写了一首《敬赠马占山主席》诗：

　　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

　　世界各国的报刊，对江桥抗战也大加评论。《京津泰晤士报》社论中说：马占山是“在充满灾难的中国里，中国高级官吏堪称道仅有的一人……”来自四面八方的慰问电和声援信，把马占山誉为“抗日英雄”，这更激起他的爱国热情。

　　他率部退至三间房后，鉴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又是孤军奋战，后继无援，只好变攻为守，重新调整部署，组成三道防线，阻止敌人的进攻，并电请国民政府，火速予以增援。他在电文中说：“占山守土有责，一息尚存，决不使失寸尺之地，沦于异族。惟有本我初衷，誓与周旋，始终坚持，绝不屈让”；最后，他恳请国民政府和“全国父老努力振作，以救危亡。”

　　江桥一战，日伪军伤亡惨重，一时援军未到，兵力不足，乃由军事进攻为主的方针，改为政治攻势为主、军事为辅的方针，对马部施加压力。自马占山退至三间房后，日军每天以少数骑兵实施骚扰，配合飞机低空轰炸，使马各部时刻处于应战状态，得不到休整时间。同时大肆宣传，说马占山所以打败了日军，是“与苏俄密结”，“俄人加入作战，，的结果，妄图挑动抗日武装内部的混乱。马当即通电说：“所有布置前方者，仅我数千久共患难之将士，为国捐躯，亦正我军人应尽之天职，并无求援外人之事……”义正辞严地予以驳斥。日军还制造谣言说：“由于马占山与张海鹏打仗，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八百一遇害。”企图借此引起国际舆论的压力。消息传开后，张学良怕引起国际争端，致电黑省当局询问真相。马复电说：“江省日领事清水八百一，现仍安居江省恒，并无危害情况。”他人捏词反宣传……太无根据。”日寇的各种伎俩被马占山揭破后，其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步兵少佐林义秀，日特海西，接连三次发出通告书，要挟马占山立即下野，将黑省政权移交张伪海鹏。对此，马占山和谢珂于11月10日发出灰电，使全国人民和国民政府了解黑省军民抗战的真实情况，灰电发出后，立即得到国内爱国同胞的热情赞助和声援。张学良也致电嘉奖他：自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和军事总指挥以来，“亲临阵地，威声传播，中外交推。”并任命他为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所驻黑省军队一律归其节制指挥。

　　日军的政治攻势被马占山粉碎后，接著，又开始了强大的军事攻势。12日，日寇调关东军劲旅多门师团所属步兵第四、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七十联队，骑兵第二、第二十八联队，野炮兵第二十六联队等部队，向马部展开攻势。日军先以骑、炮兵连队约五百余人，向乌诺头，张花园等处进行试探性的攻击，被守军吴松林旅击退。紧接著，以天野、长谷两旅团长分别为左、右翼指挥，满铁守备司令森连为中路指挥，督部众七千余人，在炮兵和八十架飞机支援下，采取大包围态势向三间房守军进逼。马占山采取守反结合的战术，连续挫败敌人的攻势。14日的一场反击战，将敌击退三十余里。但日军不断增加兵力，战斗越来越激烈。战至18日，马部所剩不过二千余人，新立屯、大兴站、昂昂溪等阵地先后失守，而且弹尽粮绝，后方无援，腹背受敌，无法再战，被迫率部退到省城齐齐哈尔。

　　他率部撤退前，接到叛逆张景惠的电话。张对马说：“无论如何，兵士先退，君可不退，留在省城，与日军从长计议。”他回答说：“占山自信系一好男儿，绝不降日本；阁下如降日本，则人各有志，不必相强，断然拒绝了张逆的诱降。

　　20日，马占山率部到达克山。张景惠又派张南均、李含川至克山劝马降日。马忿然地对他们说：“张系东北老长官，一切措施如不受日军支配，则吾甘愿听其驱使；否则，为亡国奴之奴，吾决不干，且以应付敌人之方法应付之!”讲得张、李二人赧然而去。

　　19日，日军自长春调来的增援部队到达后，立刻向马部进攻，妄图一举攻入齐齐哈尔。马占山见省城无险可守；为保存抗日力量，乃一面抵抗，一面率军政两署作有计划的撤退，20日到达克山。22日，他将北上的部队集中扼守塔哈尔河、宁年站、富海站、泰安镇，鳌龙沟诸要点，采取以守为主，相机出击的战术，阻滞敌军进攻，掩护其在海伦重组抗战政府，以利领导全省军民进行抗敌斗争。

　　海伦抗战政府成立后，马占山积极向国内外宣传坚决抗日的主张和抗战决心；整顿军事，编组新军。他委任苑崇谷为步兵总指挥，程志远为骑兵总指挥。将来自省内外自愿参加抗战的人员，充实作战部队，并新编了一个一千五百人的“学生团”。他给正在广东召开的反蒋派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陷电说：“东北若失，国将不国，才恳积极设法消弭党见，唤起民众，一致对外，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地位，党国庶有豸呼尸

　　江桥抗战后，马占山的兵力损失了三分之一，军械粮饷、财经等方面极为困难，在这种极端困苦的条件下，虽有广大爱国同胞的支持和捐助，但得不到民国中央政府一枪一弹、一兵一卒的支援，退到海伦后，日寇多门二郎师团，继续调其步兵第四、十六、二十九、七十九联队，骑兵第二、第二十八联队，野炮兵第二十六联队等主力，从齐齐哈尔出发，由呼海、齐克两路向马占山部实施夹攻。12月1日，日寇从北宁路调来的铃木旅团已源源开到，并纠合张海鹏伪军，齐向马部袭来。至13日，尽管马部连日奋战，但已陷于日寇重重包围之中。为了摆脱困境，他向民国中央政府主席林森、外交部长陈友仁急电呼吁，希望中央早作决策，以挽救黑龙江省之存亡。他在电文中说：“江省情形，已如釜底游鱼，环境实属危险”。“惟恳迅即决策。设法交涉，以解危亡。”但电报发出后，有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他遂集中兵力于塔哈尔、林家甸主要方向，对付不适应北满滴水成冰的严寒气候的铃木旅团。在17、18两日的激战中，马部勇猛反击，毙伤日军三千余人，迫其后退。此时，日寇主力尚在辽西，多门二郎师团和铃木旅团遭此一击，一时不敢轻举妄进，就地防守，以待援军。马占山认为，战局相持只是暂时现象，日寇援军一到，结局不可设想。他见省城空虚，便调程、苑、吴各部，集中于齐克路，准备以攻其不备的突然行动，夺回齐齐哈尔，力争主动。他把这一计划报请北平的张学良，但迟迟未得到答复，只好将调集的兵力暂驻于鳖龙沟、宁年两地待命。

　　马占山反攻齐齐哈尔的企图，很快被敌人发觉。但此时，日本内部对解决马占山的办法发生分歧。侵略东北的关东军主张，调集重兵对马部“一气呵成”，“予以歼灭之”；而陆军部则主张“使其不战而屈服乃是上策”，要以溥仪为首的汉奸、亲日派，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认为对拥有实力的马占山，如能使之就范，较张海鹏、张景惠之流更为得力。于是，日寇在调兵遣将进行军事进攻为主的同时，仍千方百计对马占山进行诱降。

　　这时，马占山部全体官兵斗志未减，他们仍希望民国中央政府赶快组织或调集各地义勇军，收复失地。1932年2月4日，马占山和全体将领联名发出支电，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弱点，认为日本侵略者是可以击败的。马占山在电文中指出：“倾日本全国陆军不能与吉黑军及义勇军决最后之雌雄，天津则被击于保安队，一蹶不振，锦西则被义勇军截击，至再至之，倾日本全国之海军，而不得逞于上海一隅，提襟见肘，伎俩已穷”；“日本主幼臣强，藩国以牍武为兢政发财之捷径，内阁太阿倒持不能统一政局，政象荡激迭见，意见至为分歧。北煽白俄以启衅于苏俄，虽为一种阻俄助华之用意，远摈国联以动列强之隐怒，实无异效当年之德意志而自杀。忽而热吉，忽而津沽，忽而泸宁，忽而汕粤，其军事步骤及程序，似已全盘俱乱，毫无主张”；“重洋渡战，接应为难，中国军事家最喜背孤击虚，最忌背虚击孤。以此种理例证之，日本虽三次用纳音属金流年对外之作战，而本年形势终必大败，无可讳言。”他认为自救办法，“宜仿今上海人士自救之新法，有钱者醵金助饷，无钱者出命赴敌，买头买牍，典簪易弹；由各省纯粹人民自治团体，召集义勇军大省五万人，小省二三万人，大市一万人，小市三五千人，咄嗟之间，一百万义勇军，不难即日集合完竣。”“以上三十万人助江海各岸，以七十万人开赴山海关外”，“首先驱逐东三省日军，恢复失地；继则索回台湾，扶助韩国独立，悬此目的，不达不止。”

　　此电发出后，得到海内外有识之士的赞许，但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方针下，马占山的抗日主张遭到了国民政府的摈斥。而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加紧对马占山施加军事压力和诱降攻势。日寇从锦州调遣部队北上后，使多门二郎师团、铃木旅团得到了增援，立刻以重兵压境之势，向马部缩小包围圈，步步紧逼。马部顿时处于聚而被歼的危险境地。

　　日伪对马占山的诱降，在江桥抗战时就已开始。溥仪曾以封马为北路总司令做诱饵，劝他归顺日本。乃至马退到海伦，在受到日伪包围威胁后，进行劝降活动的汉奸，特务更是接踵而来。日寇见多次对马诱降均未得逞，便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为首，率领随从及《朝日新闻》、《明新闻》和英、法、德等国记者，在汉奸赵仲仁的导引下，不顾马占山的反对，强行过江会谈。当晚，马占山首先分别接见了中、外记者团。他对记者说：“无论日人如何前来利诱威胁，我绝不能为降将军，或与日方妥协。”他还要求记者发表消息要一致，以免因日人来此而使外界发生误会。直到午夜12时，才接见板垣等人。板垣向马占山提出：“双方以前冲突，已成过去，此后当各不相犯，以保持东亚和平；东北地方在目前环境支配下，中日两方确应有彻底合作之必要。……希望贵主席能变更抗日举动，对于关东军之真意，予以完全同意。……仍将黑省军政权交由贵主席担任。”马回答说：“关于贵代表所提第一项，本主席极端赞成。……关于第二项，本主席亦极表同意，但必须尊重中国之主权，为诚意的亲善。东省为中国领土，黑龙江此次所采取之行动，纯属自卫，本主席只知中国中央政府，不知其他。……”

　　会谈后的第二天，日伪报刊大肆渲染，用大型合影照片，确证马占山投降无疑。对此，他于9日发表通电，澄清事实真象。电文说：“占山一介武夫，忝主省权，上维国家依畀之殷，下凛同胞责望之切，守土系属天职，自卫斯为神圣。敌军入寇，不拒奚为?……惟有谨率我黑省民众从事自救，此身存在誓不屈服。夫人孰不死，与其奴颜婢膝以苟生，曷若救国为民而早死，此中去从，已见决心……”

　　正在日伪频繁地向马占山诱降时，东铁护路军司令丁超和依兰镇守使李杜，率部加入了哈尔滨的抗日军冯占海部，在哈尔滨正式成立抗日自卫军，并派人联络马部共同对敌。对此，他欣然赞同，答应派兵过江增援，并补助枪弹五十万发。1932年2月4日，日军集中兵力，分两路向哈尔滨推进，抗日自卫军奋起抗击。马占山闻讯后，当即派苑崇谷旅前往助战，但苑旅行至何家沟附近，不意遭日军袭击，伤亡甚重，前进受阻。5日，丁、李二部被迫退至宾县，哈尔滨为日寇占领。

　　马占山见丁、李二部失败，苑旅伤亡甚重，部队有被日军包抄的危险，极为震惊，决心找个“急救法子”，保存抗日力量。他曾说：“我看不行了，非想法子不可，不缓和一下，全军有覆灭的可能。我于是决心假投降，同小鬼子较一较智能”，“以便整理部队与他们再拼。”一天早晨，他突然过江到哈尔滨会见多门，谈判息战和处理黑龙江省的条件。

　　会见时，多门问马占山，你以前为什么同日军打仗，现在又因为什；么来找他?马占山理直气壮地回答：“因为你们欺侮我们中国人，所以打你们，不管胜败，必叫你们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但是众寡悬殊，打不过你们，只好同你和。”当多门问到嫩江一战，日军被打得很惨，现在一个人来，怕不怕日军报仇时，马占山毫不在意地说：“怕什么!顶大不过一个死，可是我从打你们那天起，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这时，多门问马占山对黑龙江省的处理意见，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日本没有领土野心；第二日本在黑龙江不得驻兵；第三黑龙江省的内政日本不得干涉。“你们若是能照这三条办，我便同你们讲和；若是真不能照这个办，我至死也不答应。你们放我回去，我固然打你们；你们不放我回去，我的部下也是绝对打你们。”多门立即答应履行条件，并向关东军司令部汇报与马占山会见的情况。日寇认为马占山有被拉拢过来的可能，于是进一步对他施加逼降的压力。

　　这时，汉奸张景惠在哈尔滨叫喊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以自救；臧式毅在沈阳高唱“联省自治”。2月6日，马占山即接受张景惠的劝说，响应臧式毅的“联省自治”号召。16日到沈阳参加了“四巨头”(马占山、张景惠、臧式毅、熙洽)会议。他这个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土匪出身、没上过学、矮个子、有特色的泥鳅相、北满的统治者……”，一跨进会厅，立即被中外记者包围得水泄不通，抢著为他拍照。

　　他见这次会议并没有讨论“联省自治，”而是通过所谓“新国家”建设大纲，知自己中了圈套，便声称头痛，抱病不起，没有参加起草所谓“独立宣言”和签字。18日，他返回海伦。24日，就任伪省长。3月8日，日本的土肥约他去长春接溥仪。9日，他参加伪国成立典礼，被委任为伪军政部长兼黑龙江省省长。

　　在他就任伪省长的第二天，日方发出公函，要马对黑省一切事务不得擅自作主，必须取得顾问同意始能实行。伪满洲国成立后，各省之总务、警务两厅长都要由日本人充任。马占山对这些要求既不敢拒绝，又不愿接受，迟迟不予照办。自此日本顾问对他大为不满，迭次提出要挟。他感到在日人的严厉控制下，实在难以自存。同时，日方还要编遣他的军队；又传闻日方将追查他在江桥抗战时所领军费和所得捐款的下落。这些更使他疑惧交织，惶惑不安，遂起出走之心。

　　适在此时，张学良派韩立如潜回齐齐哈尔，劝说马占山反正，并将国联调查团将来东北调查的消息告诉了他。马占山听到这一消息，极为振奋，认为时机已到，遂决定率领抗日部队出走。为了麻痹敌人，他毫不露声色，一连三天，在日本满铁公所(日人淫乐场所)“召妓侑酒，竹战连圈(打麻将)，闹至深霄，竟不回署”，并扬言“英雄用武无地，特以醇酒妇人终志”，“使日人对彼果不之疑。”

　　为制造出走的机会，他还以视察部队为名，派少将参议韩述彭赴拜泉、海伦一带巡视，暗示韩捏报部队不稳，有哗变征兆的消息。

　　3月31日，马占山见日人已对他放松警惕，便将黑省盐款一千四百万元，呼海铁路借款金票七百万元，收税款三百万元一并提出，调集军用汽车十二辆，将重要物资和军马三百匹悄悄运走。4月1日晨，他率领第三旅官兵二百余人，携带两署并防印信、重要文件、军饷、办公费及重要物资，“乘夜色迷茫，晨星未坠，迳趋北门，拔关而出”。为了麻痹日寇，他事先派人到拜泉、海伦、黑河等地，按日发电给省城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其中一电报称：“占山兹以拜泉及视察防军有哗变之消息，为抚慰防务起见，必须亲往一行，迟二三日由哈尔滨绕道回省，临行匆促，未及亲辞，殊甚歉仄，两日之内，即可旋省，所有军民两政，暂由参谋长张文铸、秘书长董继武分别代行。至省垣秩序，著骑兵第一旅长程志远负责维持。”就这样，他智脱日寇，远走高飞，于7日抵达黑河，通电反正。

　　马占山出脱日本的控制后，重新举起抗日大旗，驰骋于东北边陲的抗日疆场上。

　　他离开齐齐哈尔省城后，当即发电给活跃于哈尔滨附近的李杜、丁超、宫长海、李海青诸抗日将领，约于三日内派员或本人齐集于拜泉会晤，研究抗日大计。4月2日，他低达克山后，召开了营团以上军官会议。在会上，他作了激动心弦的讲话。他说：“余因不甘心为亡国奴，特设计出脱日人之圈套，而与我甘苦共尝之诸兄弟，重聚于此间。余前此对日停战言和，实系顺应环境之一种权变手段”。“吾值此生死关头，亟宜痛下决心，团结一致，奋斗到底，贯彻初衷。益以强权世界，公理正道，昧而不伸，唯有铁血，始堪自卫，徒恃衷叹，焉有人生。况分属军人，志在以身报国，苟有一线之机不减。自应鼓舞勇气，而为国家尽其最后之牺牲。……至余个人之毁誉得失，实无暇顾及，且亦不必顾及。余一生之道德观，有两言可以概括之，即生命付诸造化，名誉但间良心。昔日江桥鏖战之马占山固如此，今日退驻黑河之马占山仍如此，推而至于肝脑涂地后之马占山，亦莫如此……”

　　3日，马占山抵拜泉时，李杜、丁超等各部代表均已会齐。他即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对日联合作战问题。他认为，东北各地的抗日浪潮，彼伏此起，日益走向高潮；但主要问题是分散作战，易被敌各个击破。只有联合行动，方能制服日寇，保以自存。到会代表一致同意他的意见，决定分南、中、北三路军，统一指挥，主动进攻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之敌，与日寇进行决战。

　　7日，他到达黑河，重新组织黑龙江省政府和军署机关，并以东北边防副司令兼省主席名义，通令各县：所有行政系统，一律听从黑省政府之领导，“违者以叛国沦罪。”接著，他将绥兰路的部队调回嫩江，加强与黑河：厅面的联系；将原窦联芳所率的五个保甲大队，改编为三个步兵旅，每旅配发机枪四十挺，大炮五门；电召潜居呼伦的苑崇谷和在齐齐哈尔的暂编第二旅速至黑河待命。

　　5月初，他返回海伦，联合黑吉两省抗日义勇军进攻哈尔滨。此时，活跃于黑省东部的民团、抗日义勇军，计有七万余人。他们联合省内各县抗日力量，成立了黑龙江救国军，并一致推马占山为总司令。15日，他亲自统率三军，并兼前敌总司令，吴松林为副总司令，石兰斌为前敌总指挥，向哈尔滨方向挺进。23日，由于马部出敌不意，在呼兰地区将日寇打得大败，一气将敌驱至松花江边。不料，作为内应的马占山旧部程志远，在关键时刻为日寇收买，叛国投敌，率部反戈回击，切断了呼海路上的各支抗日部队，援救了退哈之日军。

　　溃退的日寇得到程部叛军的掩护后，即调天野旅团、平贺旅团、广赖师团和伪军张海鹏、程志远部，在飞机轰炸配合下，向位於呼海线的马占山部发动了强大的攻势。由于敌强我弱，呼兰、绥化、兰西等地相继失守，马部被迫退到通化，望奎一带。31日，马在海伦召开会议，决定在强敌进攻面前，采取能守即守，不能守就走，在运动中出其不意、击其不备的机动战术，与敌转战。但当马部攻入安达县境后，日伪军突然向海伦方向推进，6月3日，海伦失守。此后，马率部向省城齐齐哈尔方向推进，转战齐克路。7月“日，日寇第十四师团和第八师团，向马部发起总攻，经过三昼夜激战，马部伤亡很大，突围后转入深山——兴安岭，但日寇尾随紧迫，不久，马部又被重重包围。一场激战，部队被打散，而且伤亡惨重，马占山身边仅剩下官兵五人。后来，他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只剩十一粒子弹，加其余五人，子弹也不足百粒，他们搜山，我们藏于树内。眼见有八个日本兵托著枪，凶神似的，一步一步搜来。……我们看他们行近，一枪一个，将八个全打死，又拾起他们的枪，用他们的子弹，打出重围。”负责携带关防印信的少将参议韩述彭，在突围中不幸壮烈牺牲。韩参议人矮小，五十来岁，鼻下留著胡须，很像马占山，又带著马占山的名章和关防印信，日人误认为是马占山。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得知马占山已被击毙的消息，高兴若狂，立即向东京陆军省和天皇报功请赏。

　　马占山突围后，收集余部不到百人，潜入大青山，以草根树皮充饥，历尽千辛万苦，在密林中辗转了五十多天，才脱离险境，到达龙门县。9月9日，马在龙门县联络各路义军，于10月16日兵分三路攻打齐齐哈尔，但终因敌强我弱，兵力分散而节节败退。紧接著，他又将各路义军集结于拜泉、明水、青冈、巴彦、讷河等地，似于12月初分六路进击黑省敌寇。但由于事先暴露了计划，日寇先发制人，集中重兵，分七路向拜泉进逼。马部与苏炳文部被敌分割，互相不能应援，12月3日，苏炳文、张殿九部战败退入苏联。不久，马部孤立难支，也被迫退入苏境。

　　先后进入苏境的马占山、苏炳文等部抗日官兵，共达三万余人。后经两国政府商定，分八批借道新疆，转回内地继续抗日。但当他们回到新疆后，即被国民党政府改编为新疆地方部队。马占山、苏炳文等高级将领，在游历了苏联、波兰、德国、意大利、印度、新加坡后，于1933年6月6日，经香港回到上海。

　　在上海期间，马占山见热河失守，长城抗战失败，华北危急，决心“请缨”再战。当探知蒋介石在庐山，他便亲自上庐山找蒋。在蒋接见时，他劈头就说：“我这次找蒋委员长是来要碗饭吃的……”弄得蒋介石十分尴尬，便委任他一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空衔，每月薪俸大洋五百元。请缨不就，却获得蒋介石的“恩赐”俸禄，马占山哭笑不得。不久，便离开南方，回到他的家属住地天津。

　　他的女儿马玉文、女婿陶英麟也居住在天津。当时，河北省的省长为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于将他家安住在英租界，并派人保护。所以，尽管日本特务机关在暗中盯梢，几次对他下毒手都未得逞。1935年初的一天晚上，日密探侦知马占山在公馆打牌，遂由四男一女组成暗杀小组，约定以女密探手势为信号，将手榴弹从窗口掷进去。这天晚上幸好于学忠也在这里打牌，于忽然得到天津警察局宁局长的报告，说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五人暗杀小组，将要在今天晚上炸毁马公馆。于问知暗杀小组的行动计划后，立即派人将五个特务抓住，对其中告密的马跛子赏大洋五百元，其余四个当即枪毙。

　　日特机关密谋暗杀不成，就变换手法，勾结石友三，在一家舞厅上绑架了马占山的长子马奎。石通知马，要交出一百万元才能赎回，逼马离开天津。他听到此事，十分恼火，拍案大骂：别说一百元，就是五万元也不给。并登报声明：“马奎平时吃喝嫖赌无所下为，已脱离父子关系，对马奎的一切概不负责……”

　　没过几天，有一个姓马的老“乞丐”，说是到天津找他的儿子马占山。走到马公馆门前，也不打招呼就闯进内宅，硬说马占山是他的儿子。马占山耐心向他解释，老“乞丐”便大吵大闹起来，马占山只好叫人将他轰出门外。但这老“乞丐”在日特机关支使下，每天都到马家门口大骂不停，并到法院控告马占山不孝忤逆，要法院传讯，法医验血，以证明父子关系。日特机关还登报大肆宣扬，企图弄得满城风雨，将马占山搞臭，驱出天津。

　　他在天津期间，与东北爱国人士杜重远、阎宝航、栗又文等交往甚密。在共产党员孙达生等的影响下，他承诺联络张学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对孙说：在武汉见到张学良时，就批评了张旅欧回国后，不该宣传法西斯能救中国，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参加“剿共”内战。他还说：“东北军参加打共产党是无期徒刑，是卖命换饭吃。共产党打不完，东北军先消灭光了。必须设法保存这点老本，争取早日打回东北去。”

　　1936年12月，马占山到达西安、赞助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爱国行动，参与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他在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上联署，并被张委任为骑兵总指挥。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被扣留后，马占山于29日回到天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马占山从天津赶到南京，向蒋介石请命抗战。是年8月21日，他被蒋任命为东北挺进军司令，兼管东北四省招抚事宜。他受命后，非常兴奋地对随从张凤岐等人说：“你们今天也要杀敌，明天也要杀敌，这回敌人杀到我们头上来了，赶快收拾，随同我到前线上杀敌吧 ！”24日，他到达大同，即著手以刘桂五的中央骑兵第六师和李大超的国民兵团为骨干，编组挺进军，成立挺进军司令部。在大同时，他重视开展政治攻心战，瓦解伪军，先后招抚和收编了大量伪蒙军，壮大了挺进军的力量。他将张海涛部改编为特务营，吕存义部改编为第一骑兵旅，井得泉部改编为新骑兵第三师，白海峰部改编为骑兵第一团，韩宇春和扬毓青部合编为骑兵第三旅，慕兴亚部为新编骑兵第五师。自此，他率领这支挺进军，参加了绥远保卫战，长期转战于阴山山脉和黄河之滨，坚持抗战到胜利。

　　绥远地区辖有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东部和归绥、包头等地。日军侵占天津后，派其板垣师团和酒井机械化部队，纠合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和李守信、王英等伪蒙军侵入察哈尔、绥远地区。8月29日，张家口失守。9月13日，日军进攻大同，刚刚组建挺进军的马占山猝不及防，退到丰镇。日伪军长驱直进，绥远局势十分危急。此时山西告急，傅作义留绥部队调守太原，马占山部苦战绥东，孤军无援。该月29日，日军从大同进犯绥远，马率部奋起抗击，他以刘桂五的骑兵第六师据守旗下营阻敌，自率吕存义的骑兵第一旅、白海峰的骑兵第一团和李大超部，共同防守绥远城东的大黑河一线。自10月6日起，酒井机械化旅团，伪蒙第一、第二军、在飞机、大炮和百余辆装甲车的支援下，连日向马占山防地大黑河一线发动猛烈的进攻。马指挥部队固守阵地，顽强抗击，大量杀伤敌人。战斗打到13日，挺进军被敌人三面包围，他率部苦战到傍晚6时，险被敌擒，遂指挥部队分批撤离阵地，放弃绥远，退至包头。16日，包头陷落，他率部退守五原。

　　阴山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为东西走向，西起狼山、乌拉山，中为大青山、灰滕梁山，南为凉城山、桦山，山间垭口自古为南北交通孔道。日本帝国主义要侵入大西北，必须横跨阴山。在这一带，马占山率挺进军与日伪军进行了一场拼死血战。3月初，日军以罔本部为首，配以伪蒙军三个师、大炮十余门，战车二十余辆，分三路包围驻在准噶尔大营盘一带的马占山部。马率部突破敌人的包围圈，采取由内线作战改为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沿黄河一带转战阴山山脉，不断袭击日伪军。16日夜，他亲率所部，以奇袭方式进占河口镇。17日晚克复托克县城，乘胜击退三路来犯之敌。4月1日，他率骑五师、暂编骑一、二两旅及特务营，由高隆渡口过黄河，向敌军后方归化、武川及百灵庙挺进。10日，夜袭平绥线察素齐车站，俘虏众多伪蒙官兵。马占山亲自对俘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说：“蒙汉一家，同是中国人，勿受日本人的欺骗，要切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一句话；如果甘心附敌，为国人所弃，亦国法所不容。”对这些俘虏的处理，采取“留去自便”原则，留者欢迎参加挺进军，去者发给盘费，释放回家。这种措施收到很好的效果，后来，不少蒙族人员都前来参加挺进军。

　　马占山的挺进军日益壮大和发展，引起日寇极大震惊。日方判断马占山可能率十万之众进行反攻。决定调集酒井师团、冈田部队和伪蒙军，采取包围、迂回、追击等战法，围剿马占山部。

　　15日，马率部逼近张北敌人老剿，日寇慌忙调晋南、晋北四个师团兵力，从阴山山脉中段迎来。两军相遇，连续激战七昼夜后，马率部退往固阳一带。不久，马部被追击之敌四面包围。正在卧病中的马占山闻讯后，立即翻身跃起，不顾警卫人员的拦阻，亲率部队奋勇冲杀。此时，敌机投弹如雨，他的警卫排长和身边的警卫人员全部牺牲，随从指挥官孟克敏也被炸弹震昏，马仍然指挥部队顽强拼杀。战至下午5时，终于突出敌人的重围，可是，在突围中，与他生死与共的刘桂五师长不幸牺牲，马占山万分悲痛，含著哀泪率部向大青山转移。

　　到大青山不久，马部又遭到敌人的重重包围。他指挥部队与敌血战八昼夜，在榆树背一战中将敌击退，才得以突围。五月初，他率领全军经五原渡过黄河，抵达陕西府谷县哈拉寨镇。这时，蒋介石将他的部队划归西北行营胡宗南统辖。

　　是月中旬，他带领参谋长戴齐仁、秘书鹤龄，交际科长杜海山、副官张风岐等人，到重庆去请示蒋介石关于部队的补充和今后作战部署等事宜。8月下旬，由重庆返回时，他想到挺进军的作战和辎重运输曾多次得到延安方面的援助，因而决心途经延安晋见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当他行至距延安五十里的稻草铺附近，忽见路旁有许多山鸡，顿时引起他的兴趣。他操起猎枪，瞄准飞舞的山鸡，“呼”的一声，只见山鸡应声而落。正当大家高兴时，忽又听到一声巨响，猎枪筒猝然爆炸，他右手的拇指、中指和食指全被炸断。此后，他昏昏沉沈地被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央交际处处长金城乘来的救护车，送进了延安医院。

　　他出院后，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召开了欢迎晚会。毛泽东主席代表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致欢迎词，热烈欢迎抗日名将马占山将军来延安访问，并对马占山将军的抗日行动，给以高度的评价。此后，他在延安住了一段时间，通过访友和参观，对延安的一切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直到9月下旬，他才抱著十分感激的心情，向延安惜别。

　　马占山回到哈拉寨后，著手重新整编部队，健全组织，坚持抗日斗争。时隔不久，马占山被蒋介石委任为第十二战区副司令，率部防守黄河右岸，在左起胡四太行；右至马棚区地区布防。1940年5月3日，国民政府再度任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此后，他就以此身份进行抗日复土活动。

　　马占山率部在哈拉寨住了七年之久。在这期间，虽然困守黄河，但他对当地的建设，特别是文化、慈善、教育等方面，是比较重视的。他在那里建筑了书院、育婴堂等，特别是他为纪念抗日牺牲的烈士修建了“忠烈祠”，颇受当地百姓的称赞。当年傅作义将军为它题词：“浩气长存”；邓宝珊将军题词为：“碧血有痕留战垒，青年无语拜碑亭。”当地百姓为感谢马占山所做的有益于人民的事，特意为他立了一座“德政碑”。

　　他对部队训练抓得很紧，对部队军纪管束极严。对于严重违犯军纪和损害老百姓利益者，都要在庙前敲钟召集群众，当众宣布罪行，然后用牛车将犯人送到刑场枪决。所以当地群众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哈拉寨的牛车坐不得，大庙的钟声听不得!”

　　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抢占东北抗日胜利果实，设东北行营和保安司令部，马占山被任为委员。9月初，他受蒋介石之命，率部配合傅作义部进犯绥东和察西等解放区。不料，他的部队渡过黄河，第一次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打仗，就在干绥路柴沟堡一带被打得大败。不久，他就请假去北京治病。1946年10月，他被调任东北副司令长官，但他仍在北平养病，未去就职。后来，在蒋介石几次动员，熊式辉、杜聿明多次电催下，他才于1947年4月17日到达沈阳。20日，在市府广场召开的欢迎大会上，他接受各界赠给他的抗日“民族英雄”大锦旗一面。

　　在职期间，他深感自己这个挂名副司令，连动一兵一卒的实权都没有，而且自己助纣为虐的行径，使得过去的影响，很快烟消云散。到卫立煌上台后，东北形势更是急转直下。他认为大势已去，蒋介石必败，于是以治病为名，于1948年lo月下旬，乘机飞往北平。

　　天津解放后，蒋介石用飞机接马占山去南京，马拒绝南逃。傅作义部队里的三位师长，慕新亚、栾乐山、刘化南，都是马占山的旧部，关系极为密切。马占山拒绝南逃。也是想为他们留一条后路，同时认为有了三个师的兵力，可以随时应变。一天，慕新亚到地安门找他请示应变措施时，他对慕说：“南下咱们不去。”“告诉栾乐山、刘化南，坚决不能走!”不久，马的好友蔡运升陪同华北法学院俄语系教授王之相来找他，王与马一见面，就对马谈到对时局的看法，和平解放北平的重大意义等问题。最后王对马说：“马将军可以借助友谊关系，劝告傅作义将军放下武器，接受和平，北平人民将感念不忘厂马占山听后很受启发，高兴地对王教授说：“你来得很好，说得对，咱们以后再谈。”

　　马占山和傅作义是“拜把兄弟”，关系密切，他与王之相会面后，便去见傅作义。傅见马占山抱病前来，就对他说：“您是旁观者清，今天抱病前来，我很感动，咱们好好谈谈广马占山当即讲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认为和平解放北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劝傅作义早下和平交出北平的决心。此后，他又接受北平中共地下党的要求，邀请邓宝珊来平，一起劝傅作义和平起义。当傅作义接受和平谈判，考虑谈判代表人选时，马占山又向傅作义建议，派邓宝珊去比较适宜，傅采纳了他的建议，从而促进了和谈的顺利进行。1949年1月上旬，傅、马、邓经过多次商议，决定响应和平号召，宣布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马占山寓居北京。1950年6月初，他接到毛主席托人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出席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他接电话后，心情非常激动，但因癌症缠身，没有能参加会议。对此，他遗憾终身。11月，他见自己的病转重，叫女婿陶英麟代笔，给长子马奎、次子复兴，孙儿庆六、庆祥等亲人，留下了感人的遗嘱：“……我亲眼看见我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之领导下，全国人民获得解放，新民主主义已顺利实现，人人安居乐业。我生平中之新型国家，已建设起来。我虽与世长离，但可安慰于九泉之下。我嘱尔等务须遵照我的遗嘱，在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诚心诚意去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到底，实事求是做事为人，不可稍懈”。

　　是月29日，他的病情恶化，抢救无效，逝世于北京寓所。

　　出身于绿林，发迹于奉军。“九·一八事变”后，他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奋起抗日，血战江桥，打响了武装抗日的第一枪，成为蜚声中外的抗日名将。